坎坷的从艺之路（鲜灵霞）

玉霜

坎坷的从艺之路（鲜灵霞）


艺海拼搏辟蹊径
30年代，正是评剧的鼎盛时期。我虽然从聚华戏院出师后，便应码唱倒二和大轴戏，算是在天津评剧舞台上崭露头角，但艺术造诣与社会影响，比起当时的名家，自己还相差很远。但我有一个信念，既然吃上了“戏饭”，就要唱出个名堂来，要在名家如林的评剧界争得一席之地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第一是苦学苦练，每天清晨东方发白，准时起床到郊外河边喊嗓子、练唱，无论是溽暑夏日还是冰雪寒天从不间断，尤其是三九天，迎着刺骨寒风，站在冰河畔喊嗓，冻得浑身战抖，双腿打颤，那个滋味至今想起来也还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喊嗓回来接着就是吊嗓，由专门请来的琴师到家中伴奏，师傅跟着一边敲鼓板一边指导。别人吊嗓至多吊上一两出戏，中间还要歇息一下。可我吊嗓子要吊七八出戏，从上午8点一直吊到中午12点左右，中间不但不休息，而且师傅为了增强我嗓子的耐力连水也不让喝一口。就这样，我终于练出了一副久唱不疲，横竖兼备，越唱越冲的铁嗓子。当时一天是两场戏，白天戏散了以后，我还要利用空隙在台上练刀枪把子．散了夜戏临睡之前再把转天要演的戏预习一遍，每天最多能睡上三四个钟头觉。那个时候满脑子没有别的全是“戏”。用现代的词说，对艺术真是全身心地投入；第二是创新，当时天津评剧流派纷呈，名家如林，在艺术上争奇斗艳、各显神通。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李金顺、刘翠霞、白玉霜和爱莲君四大流派。李金顺是评剧最早的女演员之一。她原来学过的梆子和大鼓，后来改学评剧。她的嗓音高亢响亮，唱腔粗犷朴实，被后人称为“大口落子”风格。刘翠霞幼年也学过大鼓，后来拜师赵月楼改学评剧。她的唱腔刚柔并济，激越昂扬，自成一家。30年代曾被选为“评剧女皇”。白玉霜与她们相反，采用低弦低唱，声腔低回委婉，优美抒情，并且擅长表演，曾经拍过电影在当时被誉为“影剧双栖明星”。爱莲君则以玲珑俏丽的“疙瘩腔”取胜，擅长抒情，很受观众欢迎。这四大流派各有所长，我如果专门宗法某一流派，照葫芦画瓢，也完全有条件。但我没有走那条路，而是想尽办法来吸收、学习各家之长，借鉴他们的艺术经验。在这方面我采用了“听、问、看”三种方法。听，就是利用与他们同台演出的机会，认真听他们的唱腔，研究他们的发声、吐字和用气的技巧；问，就是向他们本人和为他们伴奏的琴师问艺、了解他们艺术创作经验；看，就是偷艺，我们行话叫“捋叶子”。利用业余时间，偷偷到他们演出的地方去看戏，认真揣摩研究他们的表演技巧和塑造人物的手法。汲取了他们不同的特长，根据我自身的条件，加以融汇贯通。在我的唱腔里既吸收了李金顺的昂扬激越与刘翠霞的刚柔相济风格，又有白玉霜和爱莲君在行腔、吐字方面的技巧，形成了我自己的独有风格，创造出一套与众不同的唱法，并且得到观众承认，到了40年代，我已然在评剧舞台上有了一定名气与影响，并且为我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重戏品更重人品
在旧社会，戏曲艺人不仅重视戏品，力求得有立足之地，而潜心研究艺术并认真工作，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而且也很重视人品，不少老演员都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，堪称做人的楷模。在我青年时期感触最深的有这样的两件事。一是刘翠霞关心同行、扶危济困。刘翠霞在评剧界威望很高，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良好的艺术素质，在艺术上标新立异，令同行佩服，而且为人善良，平易近人，虽然名声赫赫。可在同行中间却无半点主演架子，无论对谁都和和气气，大家都愿接近她，都乐意搭她的班唱戏。她走红之际嫁给天津一个渔商，生活较为宽裕，可她却时刻把同行的疾苦挂在心上。经常买一些“棒子面条”(相当于现今的代金券)带在身边，遇有同行有临时困难，家中揭不开锅，便慷慨赠给一些“棒子面条”帮助度过难关。1939年7月，天津发大水，很多艺人家中洪水淹泡，生活陷于绝境。刘翠霞便在地势较高的东马路国民戏院成立了一个临时收容站，用船将遭受洪水淹泡的同行艺人连同家属全部接到国民戏院，并由她免费供应一日三餐，此举深为同行赞誉，当时报界称赞她为“义伶”。刘翠霞不幸于1941年7月5日病故，噩耗传出，同行无不悲痛万分，出殡时全体出动。大家一边走一边哭。当时我也参加了送殡行列，刘翠霞的高贵品德和在同行中的威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另一件事就是白玉霜在北洋戏院给我让戏。1937年，白玉霜从上海拍完电影《海棠红》，返回天津北洋戏院公演。当时她红得发紫，很受观众欢迎。我有幸与她同班演出唱“倒二”。倒三就是在主演演的大轴戏前边的戏，也叫“压轴戏。。有一天晚场，白玉霜大轴戏是全部《珍珠汗衫》，倒二是我的《刘翠屏哭井》，由于《珍珠汗衫》戏很长，后台管事照例把我演的《刘翠屏哭井》最后一折“哭井”免去。《刘翠屏哭井》是我的拿手戏，尤其是“哭井”一折，我的大段悲调唱得非常从容，每次演出台下总是掌声迭起，很受欢迎。尽管如此，我对管事的安排也未提任何异议，因为当时我仅仅是初出茅庐的小角儿，能给白玉霜唱倒二已是很荣幸了．至于戏码自然要听后台管事的安排。叫怎么唱就怎么唱。可白玉霜一进后台，看到水版子(就是戏台公布当时演出戏码、角色与饰演者名单的小黑板），就面露愠色，当即把管事叫来说：“灵霞的“哭井”最精彩，段段有掌声，不能免。”管事回答说：“角儿，要是加上‘哭井’这戏可太大了，怕前台经理不肯。”白玉霜听了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大了不要紧，掐压轴戏，我以‘上船’(即《珍珠汗衫》的中间)唱起。”管事随即更改了水牌子。就这样，白玉霜成全我唱了整出《刘翠屏哭井》，而她自己则唱了半出《珍珠汗衫》，这件事至今我仍然难以忘怀。前辈艺人的高尚艺德，互敬互让的精神。对我颇受教育。我一直以他们为榜样，在同行中尊老爱幼，尽自己一切能力。帮助同行度过难关，变“同行是冤家”为“同行是一家”，处处以“德”字来要求自己。记得我青年走红之际，在劝业场五楼天乐戏院演出，天天戏院爆满。我唱大轴戏，倒二经常换人。有一次刚出师不久的筱俊亭(现为沈阳评剧院著名老旦演员，在演唱艺术上别具一格，建树甚丰，以《打金枝》、《对花枪》、《杨八姐游春》、《小院风波》、《双枪老太婆》等名噪艺坛)，搭天乐戏院的班，给我唱倒二。头一天演出，戏快开演了。我去后台发现筱俊亭不但没扮戏，而且扒在她母亲怀里痛哭不止。其他演员也跟着唉声叹气。我不禁惊愕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经过询问才得知，原来筱俊亭家中很穷，被生活逼迫才出来学戏。当时女演员登台演出，必须自己置办“行头”(就是戏装)。筱俊亭因家贫置办不起，就由她母亲买了几件日本和服，为她改制成戏装。那天她刚进后台准备化妆，正巧天乐戏院经理到后台，发现筱俊亭的戏衣不象样子，立即掉脸，吩咐后台管事找人把筱俊亭替下来。为此俊亭难过之极，与母亲抱头痛哭。我了解情况后从中也很难过，不禁想到我自己出师唱戏，也是由母亲找人借了高利贷，在估衣街义泰成戏装店买了几套戏衣。这笔高利贷利加利，利滚利，我们一家省吃俭用还了好几年才还清。为此，我对俊亭的遭遇非常同情，当即劝她不要难过，并把自己的戏衣全部拿来借给她穿。就这样，筱俊亭穿着我的戏衣在天乐戏院演了很长时间，得到观众的欢迎，越唱越红。后来排演《天河配》，我主动与她合作，由我演织女，她演牛郎，我俩配合默契，戏院接连爆满，戏院经理乐得合不拢嘴。至今，筱俊亭每逢来天津演出，都要到家中来看望我，常常提到天乐演出的往事，我们都无限感慨，戏曲艺人既重艺品又重人品的传统永远丢弃不得。

艰难的求生之路

戏曲艺人在旧社会属于“下九流”之列，在社会上没地位，不仅被人轻视，而且还要经常遭受反动官僚、恶霸地痞的欺侮和班主、老板的盘剥。当时我们唱戏一般是“五支六”和“五支七”，就是唱六天戏、七天戏只给五天钱。遇上年节和其他名目的活动，我们还要“搭桌”，就是唱义务戏。在经济上受剥削，忍气吞声，咬咬牙勒紧腰带尚能对付过去。可在政治上受压迫，那可真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当时无论是谁走进后台，只要歪戴帽邪瞪眼，叼支烟卷，我们就得“爷”长“爷”短，谁也得罪不起。1941年，我在华北戏院演出。国民党河防队一群人到后台挑逗女演员，遭到我的呵斥，他们便怀恨在心，等戏开演时，他们在台下无端起哄叫倒好，搅得我们戏演不下去。后来戏院经理鞠躬作揖苦苦哀告也无济无事，最后竟然稀里哗啦把戏园子给砸了，茶壶茶碗满天飞，并冲向后台寻衅报复。幸亏我们及时打开后门跑得及时，才免遭不测。还有一次，我率戏班到北京广德楼戏院演出，演的是连台本戏《啼笑姻缘>>，戏院是天天爆满，热闹非凡。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所长是天津人，他几乎天天去看戏，起初并不引入注意。他有时到后台去，我们都笑脸相迎与之寒暄，因为他是地头蛇，所以我们不敢得罪，只能虚以应酬。可突然有一天散了夜戏，戏院经理哭丧着脸到了后台，见着我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事，最后他才皱着眉头说，那个派出所所长要请我去饭店“吃饭”。我当即明确告诉他，我卖艺不卖身，从来不陪客吃饭喝酒。经理连忙说：“是，是．我知道您的脾气，也对他讲了，可他说，鲜灵霞架子再大，也不致于不给我点面子吧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去告诉他，我只懂得认认真真做戏，清清白白做人，不懂得什么叫面子，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，我也不去!”戏院经理无奈只好走出后台去给对方回话。此后安静了两天，那个所长也不再来看戏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散了夜戏我回到住处刚要睡觉，突然，同班演员兼后台管事王度芳(就是解放后在新风霞演的《刘巧儿》一剧中饰演刘彦贵的那个演员)从外边跑了进来，进门捂住脸就哭，我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哭诉着说，那个所长把他找了去，立逼他签字做保，当晚不把我领到饭店去，就把他枪毙了。我当时一听便火冒三丈，出于对同行的同情和对地头蛇的愤慨，立即披上了件外衣说：“你别害怕，走，我跟你去!”我们一同到了饭店，那个所长已摆上了一桌酒在大厅坐等。见我们去了立即喜笑颜开，不阴不阳地说：“鲜角儿，好大架子，真不容易把你请出来啊。我把脸一沉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?”他嘻皮笑脸地说：“陪我喝杯酒，打打牌，玩玩。”我当即回敬他道：“我没那个功夫。”他听了把桌子一拍，冲我嚷道：“你太不懂事了，一个臭唱戏的，有什么了不起!”我也不甘示弱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咱们都是天津人，人不亲土还亲，你不但不护着我们，还变着法儿琢磨人。唱戏的行贱身不贱，想打我的主意，没门。”说完我转身就离开了饭店。结果王度芳被他扣押起来，打得鼻青脸肿。还诬陷他为“八路”探子，诬陷我为“八路采买”，也要把我抓起来。幸亏我在北京的亲友烦入托窍、花钱运动，才免除了这场灾难。当王度芳从看守所获释回来后，跺着脚发誓：“我再也不唱戏了，回家非投‘八路’不可”。我也急忙返回了天津，从此再也没敢去北京唱戏。
还有一次，是在1943年秋季，我应张家口一家戏院的邀请，去那里同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，袁世海领衔主演的京剧班合作演出，用我们的行话讲叫“两下锅”。我带着几个配角和化妆师(俗称跟包的)由津启程，一到张家口车站，一股阴森血腥气息迎面扑来，日本兵荷枪实弹在站台上来来往往，耀武扬威。中国人则个个提心吊胆，小心翼翼。我们一行人刚下车不久，在车站上没走几步，就被一个日本浪人缠住了，他截断了我们的去路，提出要请我去吃饭。当时我一听请吃饭三个字脑袋嗡的一下子炸开了。因为有了北京请吃饭的教训，我已深知“请吃饭”内中的含意。就为此，在临来之前，我曾向张家口戏院经理当面声明：出门不拜客，不应酬，只管唱戏。这回一下火车就碰上。请吃饭”的了。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于是我坚定地对日本人说：“我是来唱戏的，不吃你们的饭。”这时，又过来一个日本人，他拔出手枪抵在我的腰间，威协说：“你去不去?不去，就打死你。”我面对眼前的威协毫无惧色，倔强地回答：“我就是不去。你开枪吧!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!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幸亏陪我们同来的戏院经理出面斡旋，连忙向日本人赔礼道歉，一边比划—边说：“她身子不舒服，长官就饶她这一次吧，日后，您到戏园子去看戏，我包她去陪您二位喝酒。”这两个日本人见我软硬不吃，什么都不怕，讨了个没趣，就说了句“等着瞧!”悻悻地离开了车站，孰料就此埋下了祸种。我们到张家口与李少春、袁世海同台演出，他们唱大轴戏、我唱倒二。第一天，戏院经理为了得到敌伪当地头目的青睐，向驻军首脑陈诚大献殷勤，特意把他请了来看戏，戏院一时戒备森严，里里外外，前台后台均有卫兵保守，如临大敌一般。我们提心吊胆唱了一场戏。转天继续演出，大轴戏是李少春、袁世海合演的《野猪林》，倒二戏是我的《井台会》。戏一开始，我们就发现台下来了不少行迹可疑的人，一个个横眉竖目，东张西望，不象是专门来看戏的。后台同行也顿生疑窦，彼此关照多留点神。当我演完《井台会》刚进入后台还没来得及卸妆，就听前台一阵骚乱，大厅里茶壶、茶碗到处乱飞，观众呼喊奔逃，原来是一伙歹徒砸戏园子。然后就听他们喊：“走，到后台找唱戏的去算账!”我们闻声惊慌失措，幸亏同行们帮助我，把我藏在一个高桌底下，才末被那伙歹徒发现。后来我在大家帮助下，乘乱逃离了后台，陪我唱小生的演员王小楼由于躲避不及，被他们抓去，受一番折磨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伙歹徒就是在车站遇上的日本浪人花钱雇来对我们寻衅报复的。戏园子被砸，我们也无法在张家口演出，经过与李少春、袁世海磋商，我们决定尽快结伴离开此地。于是就在戏园子被砸翌日，我们就匆忙上了火车，可没想到，那伙歹徒早已注意到我们的行踪，也尾随我们上了火车，还没等我们在车上坐稳，他们就围着我们骂骂咧咧，并且要动手检查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。这时，世海大哥悄悄对我说：“他们是冲你来的，快去说两句好话，把他们打发走就完了。”我有点不情愿地问：“说什么?”世海大哥教给我说：“你就说，我们是唱戏的，出门在外请多关照、多包涵吧。”我按照袁世海的话说了，可无济于事，他们连理也不理，就把我们带的包裹和头面(演戏用的头饰)匣子都打开了。结果，他们在我和少春的行囊中，发现了随身带着吃的鸡蛋，他们硬说里面藏着东西。我们气愤地说：“鸡蛋里能藏什么东西，你们这不是诚心找茬吗?”他们一个个被问哑口无言，羞恼成怒，便把鸡蛋摔了一地，然后又把我们的头面、戏装翻腾出来，又摔又砸又撕，弄得不堪收拾，他们才扬长而去。我从张家口回到天津，气的得了一场大病，很久没有登台。

苦涩的婚姻
我14岁在天津聚华戏院学戏，出师后按合同规定还要在戏院为经理效力，尽管当时我已在评剧界小有名气，成为一后起之秀，可仍然要受资本家的盘剥，没有半点人身自由。在我出师后挑梁唱主角时，同班中有位男演员叫翁雁楼。他原是学京剧的，后改行唱评剧。他的表演基础扎实。为人诚恳、热情。他主要演小生、老生。在我们合作过程中，他在艺术上对我帮助很大。尤其是在师傅刘兆祥回乡探亲或短期离开戏院时，都委托他帮助我练功。评剧由于历史较短，早期受社会条件跟制，在艺术上发展不均衡，重文轻武、重唱轻做现象较为突出。当时，我也很注重唱工，以唱取胜。可是后来渐渐发现由于自己艺术不全面，很多戏演不了，造成戏路子狭窄，影响到自己发展前途，因此也迫切需要有一武功老师来指导。所以我就虚心向翁雁楼学习武功技巧，每天清晨喊完嗓回来，就在他的指导下练习腰腿功夫，跑圆场，走马趟子，练刀枪把子，然后再吊嗓。经过一段时间锻炼，我的表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不仅能唱文戏，而且像《白蛇传》、《金鱼仙子》、《溪皇庄》这样文武并重的戏也能驾驭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彼此建立了感情。当时，我们家只有姊妹三人没有男孩子。翁雁楼除去教我练功，平时还常到我家帮助做一些体力活，非常勤快，很赢得我母亲的欢心。尤其是我当时在外面演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母亲天天提心吊胆，也巴不得我能有一个好伴侣，以解她老人家的心头之忧。尽管当时我与翁雁楼已深深埋下爱情的种子，但又都羞于出口，后来还是我母主动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给我们往一起撮合。但当时聚华戏院有个规矩，演员学戏(包括出师后效力时期)不准结婚。效力期满后也不准嫁给同班里的人。目的是怕“比翼双飞”，抽走他的实力。对于这条规矩大家都讳莫如深。可当时我早已出师效力期满，尽管如此，也不敢得罪资本家。于是，就由我母亲和姐姐们做主，在家中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，为了瞒过戏院经理，对外只说翁雁楼认了我母亲为干妈，我们便以兄妹相称。但不久我就有了强烈的妊娠反映，纸里包不住火，事情终于被资本家知道了。一天，刚刚散了戏，我们还未来得及卸妆，他便气势汹汹带着几个打手到了后台，对我们大发雷霆，并命打手将雁楼拉到后院毒打。幸亏翁雁楼平素人缘颇佳，与戏院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关系都很不错。于是几个打手把他拉到后院假戏真做，嘱咐雁楼高声求饶，便是把资本家糊弄过去，他勒令我们夫妻立即离开聚华。当时我曾经发誓至死也不再进聚华戏院的门。生活，像大海的浪涛，把我们从高高的浪尖上又摔入了深深的海底。
我们从聚华出来后，一时找不到戏班，只好在家赋闲。唱戏的人离开了舞台，就象工人离开了工厂，赚不来钱，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?当时我就被这种难以名状的忧虑，惆怅笼罩着。母亲仍旧住在从安次老家逃水灾来津后就租住的一个大杂院里，好在院里几户人家都是穷苦人，大家相处得很好，平时相互关照。邻居们听说我回来纷纷过来劝慰，在困难之中都伸出了热情之手，尽力来援助我们。不久，我就分娩生了一个男孩。全家人既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兴高彩烈，又为多添了一张嘴，加重了生活负担而凭添了忧愁。雁楼天天外出去找门路，但总也搭不上班。为此，我们夫妻常常抱着孩子相对唉声叹气。我母亲总是安慰我们：“艺多不犯愁，慢慢地再托人搭班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为此，母亲拿出了平日里精心积攒的一点点钱贴补家用，并尽量省吃俭用，为我增添营养。刚出月子不久，雁楼就在谦德庄一家戏院搭好了班。戏院老板对我早巳闻名，但又怕我刚生完孩子难以支撑演出，砸了戏院牌子。所以起初什么条件都没谈，只是让我登台试一试，然后再谈公事。第一天登台，老板就安排我演《真假牡丹》。在这出戏中我扮演真牡丹，戏中有一段搭调，要用高腔。过去我唱高腔游刃有余，从容不迫。每次都是满堂掌声。可我刚坐完月子气力不支，能不能唱好这段高腔，不仅雁楼和班里同行们替我捏把汗，戏院老板也放心不下，站在台口观看。我自己心里也是嘀咕，这段高腔唱不上去说明我自己气力尚没复原，往哪去搭班人家也不会要，今后生活如何着落?我一边唱一边想，一着急，不知怎么，竟然鬼使神差，高腔拔了上去，赢得个满堂彩而且嗓子越唱越冲，台下掌声不绝，老板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，同行们也都为我庆幸不已。当晚就正式签订了合同，一直演到期满，老板又挽留我多演了—期，从此，我又恢复了舞台生涯。大约过了一年多，我的第二个儿子又降临人间。恰在此时，—向健壮的母亲却突然病倒了。当日才我和雁搂应邀去唐山演出，两个孩子就托靠母亲照顾。她白天忙里忙外累了—天，晚上刚哄两个外孙睡着，突然觉得胸间一阵疼痛和恶心，然后哇的—声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紧接着连续不断吐了一地。可当时我大姐、二姐都不在身边。只有两个熟睡的孩子偎依在她身旁。母亲是好强的人，也不愿唤邻居打扰别人。等血止住了，她已头晕目眩，周身乏力，就晕倒在炕上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，我二姐来看望他们，才发现我母亲病倒。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见姥姥吐了一地血，怎么呼叫”姥姥!姥姥!”也不应声，急得哇哇直哭，一直等我二姐去了，才把我母亲唤醒。我母亲当时拉住我二姐的手，有气无力的说：“你别害怕，我不要紧，只是我想你大姐和你妹妹，能不能去个信儿，叫她们来看看我。”我二姐含着热泪点头答应，立即往胜芳给我大姐，往唐山给我们发了两封电报。我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步迈到母亲身旁。可当时戏码都巳安排完，演出合同未到期，戏院老板死活不让走，急得我呜呜直哭。老板最后甩出话来说，我若要走，全班演职员的包银(工资)和余下的几天戏的票房收入全部由我赔付。我哪来的这么多钱，无奈只好演完了最后几场戏，期满后连夜从唐山赶回天津。我母亲的病情发展得很快，日趋严重。当我们从唐山赶回天津时，他老人家已然昏迷不醒，我大姐、二姐一直守在她身边，焦急地盼望我快回来。我进家之后，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面前，拼命地呼喊着：“妈，妈妈您醒醒呀，我回来了!您快醒醒呀!”可任凭我怎么哭喊，母亲仍无半点知觉。姐姐们请来一位老中医，他看了看一个劲地摇头，然后低声地对我们说：“病人恐怕不行了，你们快准备一下后事吧。”我二姐一听，扑通一声跪在老中医面前，求他给想想办法。老中医无奈地说：“我行了几十年的医，只要有办法，总会尽力去治。你母亲实在不行了，赶紧安排后事，千万别耽搁。”说完他就叹息着离开我家。当晚，我们姐仨都守在母亲身旁，到了四更天时，母亲嗓子里出了一口长气，嘴边又流出了一股鲜血，头往左边一歪，不管我们怎么摇撼，叫喊，她老人家再也不能答应了。我们姐几个哭得死去活来，换上了白色的孝服，雁楼为母亲打幡抱罐。白天刚出完了殡，傍晚一家戏院老板就找上门来跟我们订合同，当天晚上就去唱戏。当时，我们很犯愁，去唱戏，母亲刚刚病故，心情不好，怎么唱得出来。不去又怕失掉了赚钱机会，更何况当时办丧事花费很大，处处都需要钱。我们向老板提出晚几天再去，他坚决不答应，提出来要去当天就去，一天也不能拖，因为停一天戏他就损失一天钱。要不去他就去另找别人。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无奈答应了他们要求。就在我母亲出殡的当天晚上，我脱去了孝服，换上了彩衣，擦干泪痕涂上脂粉，登上了舞台。恰巧，这一天的戏码是《五女哭坟》，内容是姊妹五人受继母虐待，集体到生母坟前向亲人哭诉。我扮演戏中的大姐，在坟前有大段的搭调转哭迷子唱腔。在演唱中，我想起刚刚死去的母亲，想到艺人求生之难，泪似泉涌，唱得凄凄切切，观众都被感动得失声痛哭，台下不时响起热烈掌声。不知内情的观众还以为我假戏真做，演技高超。他们又怎么知道我内心的苦楚。母亲病故不久，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撕心裂肺的事，给了我第二次重重打击。母亲去世之后，家里冷冷清清。平日我的两个孩子均由母亲照看，母亲去世，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带。当时我的大儿子将近4岁，二儿子将近3岁。我们夫妻每天出去唱戏，早出晚归，疲以奔命，难以照料孩子，二姐已然出嫁，有自己一摊家务。无奈我们只得把嫁到胜芳的姐请来临时给照看一下孩子。大姐身体不好，既要帮我们理家又要照看两个孩子，实实招架不住。为了减轻大姐的负担，我们只好把老二带到身边，随我们去戏院，演出时轮流在后台照管。有一天我下在台上演出，不知怎的，老二独自跑到了台上，扒开侧幕露出一个小脑袋朝台上看。台下见状立即哗然。戏院老板立即找到后台，对我呵斥说：“你们把孩子带来，搅了我的营业，一切后果由你们担着。再有这种事可别说不讲情面。”我们当即赔礼道歉，并狠狠打了孩子一顿。无奈，我们只好把孩子放在家里。几天之后，老大忽然患病高烧不退，大姐又要看家做饭，又要照顾老大，实在难以支持，我们实无办法，又偷偷把老二带往戏院，并把他安置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，给他买了一些糖果放在口袋里，连嘱托带吓唬，叫他不许乱跑，散了戏再带他走。恰巧那天台下来了几位军政大员看戏，对院老板提前赶到后台对大伙一抱拳：“诸位，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，拜托各位精心点，千万别把这场戏唱砸了。”我们闻悉都小心翼翼，唯恐出现差错砸了自己的饭碗。不料想，就在我上台演出时，后台演员谁也没注意到，我的二儿子又钻到了台上，扒着侧幕看戏，正在前后台巡视的戏院老板发现后，一把将孩子从幕侧揪了回来，孩子吓得又哭又闹。这下老板更火了，找到正在扮戏准备上场的翁雁楼，叫他赶紧叫孩子止住哭，并怒冲冲斥责说：“不叫你们带孩子怎么又带来了?今天是嘛场合，你们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诚心开搅？”雁楼赶紧把孩子搂过来，一边向老板解释、赔礼，一边用手捂住孩子的嘴，唯恐他哭出声搅了演出。可孩子毕竟年幼不懂事，越捂哭得越利害。此时，又快到了雁楼上场时候，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忽然发现戏箱上边有一个被卷，他慌忙把被卷打开，把孩子一卷，就放在了戏箱里。这时孩子已哭得抽抽咽咽，昏昏欲睡了。紧跟着轮到雁楼上场。戏散了后，雁楼脑子里只想着临出门时，大姐一再嘱托给老大买退烧药的事，忘记在箱中的老二，匆忙洗完脸就往药店跑。我也以为老二让雁楼带走了，卸完妆回家去吃饭。可到家里并未见着老二，当雁楼拿着药回家，我问他老二哪去了?这时他才想起孩子还放在戏箱中，我一听如雷轰顶，当时险些晕厥过去。我们急忙赶回戏院，后台已然空无一人，当我们把箱盖打开时，发现孩子周身青紫，脸上布满道道抓痕，其状惨不忍睹，孩子已然窒息身亡。；就是这样，在残酷的环境中，失去了我亲生的儿子。老二的死，在我心头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，至今想起来还懊悔不已，悲痛万分。紧接着又是第三次打击，翁雁楼离家出走，我们婚姻破裂。我与翁雁楼虽然非是青梅竹马，耳鬓厮磨一起长大，但在共同的艺术生涯中也建立了深厚感情。尤其是他对我个人在艺术上的帮助，使我久久难以忘怀。我们也可以说是经过风风雨雨，患难与共的一对苦难夫妻。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，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贴，和睦相处，共同挑起家庭重担，这在当时梨园行里实为难得，同行们也都对我们夫妻赞不绝口，羡慕不已。做为一个妻子，我对自己的丈夫深为了解，他虽然在台上天天是花花公子，可在台下却规规矩矩。我对他的道德品质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可冷酷的现实生活，却蹂蹭了我的感情。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。
那是1944年初，我与翁雁楼在河东天宝戏院搭班演出，头一天“打炮”是《人面桃花》。这出戏是根据欧阳予倩先生的京剧本改编的，内容主要表现村姑杜宜春与书生崔护的一段恋爱故事。戏中由我扮演杜宜春、翁雁楼扮演崔护，我师傅刘兆祥扮演杜父。戏中崔护游春路过杜家，轻叩柴门讨水，与村姑杜宜春一见钟情。当崔护再次回来寻访故人时，恰逢宜春随父外出，崔护便在门上题下诗句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。这段戏演员必须当场题字。为此，评剧小生演员都要私下练习书法，雁楼更是下了很大功夫，字写得熟练自如，潇洒迤丽，每当在门上张贴的一副白纸上笔走龙蛇般书写完毕，台下总是掌声如雷，而所写的字事后总要被人买走收藏。这一天雁楼刚刚在台上写完了字，迎着掌声下场时，戏院老板就高高兴兴跑到后台，告诉雁楼说台下有位阔小姐姓刘，她要出高价买下台上的题字，一张口就给26块银元。这个数字在当时真是诱人，我们唱戏一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雁楼自然点头应允，并要老板转达他对刘小姐的谢意。谁知就此埋下了祸根。后来，我们由天宝戏院挪到了国民戏院演出。这时我发现翁雁楼，总是戏没散场就离开了戏园子，而且常常很晚才回家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没有多想。后来，同行中就传来一些风言风语，说翁有了外遇。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发生，因为我相信翁雁楼，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。他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来。可渐渐地风声越来越大，雁楼的行为也越来越反常。人们由开始的窃窃私语，已发展为公开议论。与我要好的姐们儿，则推心置腹地告诉我，雁楼已被刘小姐勾搭上了，每天去赴约会，下馆子吃饭，要我留心并劝阻雁楼悬崖勒马。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真的。那个刘小姐出身于名门望族，有钱有势，与四面八方都有联系，是个玩男人的能手。她开始对雁楼引诱，后来则公开威胁，如果雁楼不听她的指使，就叫宪兵队来整治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做为一个玩物，任凭刘小姐玩耍，雁楼也是上了贼船进退不得，心中充满苦闷，彷徨情绪。我几次询问他，他都信誓旦旦，一再表白绝无其事。我也无真凭实据不愿深究，但也多了个心眼，对他的行踪加以注意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同到了后台，我在化妆室正在化妆，可他却在门外徘徊，我问他，你怎么还不化妆?他支支吾吾，心神不定。正在此时，那位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满身珠光宝气的刘小姐来到后台，我出于礼貌，与她打招呼、让座，她与我寒喧了几句就到前台去看戏，临走时趁人不备，偷偷将一个信封塞给送她出后台的翁雁楼手中。我一边化妆一边注意他们的举动，当翁雁楼转身回来时，我立即把他叫到一旁，问他刘小姐给了他什么东西。翁雁楼矢口否认，我忍无可忍，伸手翻他的口袋，将那封信翻了出来。当时翁雁楼也变了脸找我要那封信，并威胁我说，不给他就走。当时我气恨交加，告诉他：“你别拿走吓唬我，你走到哪咱们的事也没完。结果，他真的连戏也没演就走了。后来，我们找了一位演员代替他把当天的戏演下来了。因为我不识字，就请戏院账房的赵先生给我念了一遍。信的大意是让翁在我与刘小姐之间做出选择，跟着她去享清福不要错过机会，不要不识抬举云云。我听了当即气炸了肺，匆匆赶回家找翁雁楼算账，可到家中一问，他根本没回家，我与大姐、二姐分头去寻找，一连数日踪影皆无，同班的伙伴也帮我们四处打探消息，并贴了“寻人启示”。但仍然音讯杳无。我们全家陷入极度的痛苦与悲愤之中。过了数日，忽然我收到一封自外地寄来的信，原来是翁雁楼从山东济南寄来的，信中大意是那天一别就跟刘小姐去了济南，但二人又吵翻了，刘小姐把他抛在济南就独自返回天津，如今他身无分文，病卧在客栈已陷入绝境，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，对不起全家老少云云。我们闻讯是又急又气，我二姐就带着钱赶往济南，将翁雁楼接回了天津。他进门之后抱头痛哭，我也气得悲愤难当，说不出话来。最后还是经过两个姐姐劝解，并给翁规定了约法三章，今后不许单独外出，不许吵嘴打架，不得再与刘小姐来往。翁雁楼表示件件依从。过后不久，有一天戏院里没演出，我们全家人，包括大姐、二姐一起去华安电影院看电影。不巧，在电影院里翁雁楼又遇上了刘小姐。我们起初都没注意，等电影散了之后再找雁楼又不见了。翁雁楼第二次离家出走，使我如同凉水浇头怀中抱冰，一颗刚刚温热的心，彻底冷却了。事后才知道，刘小姐动用了多种手段，并搬来宪兵队恫吓殴打雁楼．逼他离开天津与我分手。他被迫走向离异的道路．成为罪恶势力的俘虏。后来，我不得不请律师，办理了正式离婚手续。就这样，我们一个美满家庭，一对美满夫妻，由于黑社会势力插足．遭到彻底破坏。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社会制度，不能责怪雁楼．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行。这种事在今天是决不会发生的。
(赵德明撰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