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艺回顾——到大连之后（鲜灵花）

玉霜

从艺回顾——到大连之后（鲜灵花）
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我由锦州来大连。到车站接我的有旅大评剧团刘延东指导员及赵徽(筱燕燕)、赵锡武、殷实、李春生、张云峰、马福来等十几位同志，我当时只有二十一岁，有这么多同志来接我，使我很不好意思。
有句旧话说：“进班如投胎”，刚到一个新戏班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有狭隘妒嫉之人从中作梗，很不好为人处事。可我到大连之后，评剧团的同志对我亲如一家，特别是赵徽(即筱燕燕)对我更加体贴。她是剧团最早的一个主要演员，可从来没有“角”的架子，在我“三天打炮'的演出中，她唱“倒二'，“打里子”，忙前顾后，十分热情。我在各个方面也都注意严格要求自己。天论是练功，扫盲学习，还是乐理学习，我都积极参加，和大家团结一道，从小学生作起。
通过一段时间相处，剧团领导找我谈话，欢迎我正式参加评剧团。我当时想过去走南闯北的，终无安身之处，如今领导与同志热情欢迎我，大连又是这么好的城市，不如参加了罢，可又有点犹豫。我征求父亲意见，父亲起初不大同意，妹妹年幼也不表态。我反复做父亲的工作，父亲饱尝过旧社会流动演出之苦，终于想通了，不仅让我参加了评剧团，同时，也让我妹妹鲜灵云加入了评剧团。
不久，团里要排《白毛女》。说起《自毛女》这出戏，我并不陌生，解放初期在林西就演过剧中的喜儿。可这次到大连重新排演时，导演的要求不一样了。这是建团后第一出建立导演制度的戏，傅春和同志给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剧本，分析了人物，对音乐、舞美等方面要求也很严格，大家也都很认真，不用说表演，就连化妆也与前不同了。过去演戏都化粉妆，这次则要根据不同人物造型，一律改化油妆。当时有位搞美术的同志，出于关心，怕我不会使用油彩，就主动帮助我。妆化完了，我也很高兴，可对着镜子一看，我就躲到一边哭起来了，演出科长铁飞同志急忙来询问，我不好意思地说了句；“铁科长，你看这妆行吗?”当我转过脸来，大家一看都笑了，原来这位搞美术的同志用画油画的手法给我化了戏妆，脸上的油彩是红一块自一块的，科长叫我赶快洗去重化。这件事，后来成了团里久传不衰的令人很感亲切的笑谈。
一九五二年，为配合《婚姻法》的宣传教育，我们排了很多现代戏，如；《小女婿》、《赵小兰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罗汉钱》等，除在大连地区公演外，还跨海去山东烟台各地演出，其中《小女婿》是最受观众欢迎的。记得有一次我们下乡巡回演出，在甘井子区营城子乡连演了近十场，观众还是看不够，为了满足群众要求，剧团采取演电影的办法，演出循环场，上一场观众刚退，下一场观众就入座，这样一直演到下半夜，虽然疲劳一点，可大家都感受到为万千观众演出后的幸福和欢乐。
一九五三年，东北大区要举行第一次戏剧、音乐、舞蹈观摩演出大会，这是一次难得的艺术盛会，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。旅大演出代表团由京、评、歌、话四个团组成。评剧团赶排了现代戏《夫妻合作》、古装戏《刘翠屏哭井》，我饰演《哭井》中的刘翠屏。这个戏是评剧较早的一个传统剧目，这次经钱醉竹和郭湘涛同志改编后，删掉了原本的迷信色彩，增强了刘翠屏反封建的抗暴精神，剧本主题鲜明了，人物性格突出了。我在表演和唱腔设计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，力求把这个人物演好。在这一点上，桂荣大姐(评剧老演员李桂荣)对我帮助很大，《哭井》是她过去常演的拿手好戏，此次我演这出戏，她把自己积累的艺术经验，无保留地介绍给我，使我在这个人物的刻划上，在表演和唱腔的设计方面，都得到不少教益。
当年七月中旬，东北各省、市演出代表团荟集沈阳。参加汇演的评剧界的主要演员有：黑龙江的喜彩苓、碧燕燕、吴索舫、张丽华、倪俊生、刘小楼、李子巍，吉林的刘艳霞、筱桂花、张桂霞、郭贵臣、筱王金香；辽宁的韩少云、花淑兰、筱俊亭、张金秋、艳铭杰、赵荣鸣、王少岩等数位，其中有评剧的老前辈，也有久别重逢的老姊妹，大家欢聚一堂，真是无比兴奋。
汇演期间，我们观摩了彩苓的《白蛇传》，淑兰的《茶瓶计》，俊亭的《井台会》，少云的《小女婿))，金秋的《刘巧儿》，桂霞的《女教师》以及刘艳霞、倪俊生等评剧前辈的示范演出。我在这次演出中也得到不少鼓励，获得了优秀表演奖。
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我们团排演了《茶瓶计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张羽煮海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春香传》、《秋江》等。这些新排的剧目，无论从表导演、音乐唱腔设计、舞台美术设计等各方面，都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。如，乐队的编制并未扩大，可乐器增加了，乐手们一专多能、中洋并用，每个戏都有配曲配器，编写出新板式、新唱腔。《白蛇传》“断桥”一场的反调获省级三等音乐奖；《秋江》“园会”一场的唱腔竟流传了多年。随着新的发展形势，我在艺术创造中也有许多新的提高。如，在《秋江》一剧中扮演陈妙常这个人物，我就努力在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，创作新的唱腔、新的做派、新的舞蹈动作。
我想，陈妙常虽是个步入禅门的青年尼姑，但她也是个有血、有肉、有思想、有灵魂的人，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她象“笼中之鸟”逐渐形成了她那忧郁、压抑、孤寂、静默的特殊性格。因此，我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，力争唱要含蓄，做要文静，就是在舞蹈身段方面，也要沉稳自持。记得在实验剧场，导演、演员、乐队、舞美的同志们通宵达旦地排练。这出戏排得比较成功，观众评价很高，连演百余场。节日期间，为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，曾一天演出过四场，还为丹麦等国际友人做过招待演出。《秋江》这出戏成为旅大评剧团一个有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了。
一九五五年前后，我们带着《秋江》、《春香传》、《西厢记》等剧目，曾到青岛、哈尔滨、鞍山各地做巡回演出，均得到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。
在这一时期内，我被选为旅大市人民代表、市团委委员、市青联委员，光荣地列席了市党代会。
五十年代中期，在辽宁曾刮过一次风，有人提出以发展新歌剧来代替评剧。于是沈阳排了歌剧《草原之歌》、锦州排了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大连也不落后，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排了歌剧《刘胡兰》。演员们每天练唱着“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”等独唱、合唱；乐队的琴师们放下板胡、二胡，练起小提琴、中提琴；舞美队也在赶制立体布景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可能照顾我不不会唱歌或唱起来没味儿的缘故，没给我安排角色。一个刚进团不久，年仅十五周岁的学员扮演刘胡兰，她嗓子很好，表演也不错，来到评剧团还没学上几出戏，就演歌剧。《刘胡兰》排完后，只给部队做了一段时间的慰问演出，就鸣锣收兵了。因为爱看歌剧的观众，看评剧团演得不够劲；爱听评剧的观众听起歌剧来不够味儿，观众自然就不买帐了。时间不长，这股风刮过去了。但回过头来看，不可否认这是在评剧发展史上走了一段弯路，是一次教训，是违背党所提出的“推陈出新、百花齐放'的文艺方针的。
在此之后，我们曾相继排演了评剧《相思树》、《黄花岭》、《擦亮眼睛》、《活捉王魁》等新剧目，观众反映说：“评剧又回来了！”这对我们，，每个真正从事评剧的演员来说，是多么欣慰的事呀！
“大跃进”年代，剧团不仅在剧场两头不见太阳地干，还要到工厂、农村、广场、街头去宣传、去演唱，嗓子坏了也得坚持演出，累得我声带“疖结”，无法登台。
评剧学员班成立后，我被派去教学，直至一九六三年大演现代戏时，我才重返舞台，此时已经三十挂零了。从演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童阿男的妈妈，到演《年青的一代》中肖继业的奶奶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你行啦，从小姑娘演到妈；又从妈演到奶奶，逐渐长辈了！”这些话对我来说，虽有很大刺激，但也有其反作用力。当我在《年青的一代》中扮演肖奶奶时，便暗暗下了功夫，认真研究角色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，过去我演小姑娘和少妇时，发声讲究清脆、明亮、甜润、纤细，行腔较高，板式多变。如今演的是一位一年过古稀的革命老人，在发声、气口、行腔、板式各方面，都应附合人物年龄和身份，既应保持评剧演唱风格的特点，又要有带有时代特点的人物风貌。所以，我在设计劝说肖继业那一大段唱腔时，发声宽厚有力，行腔低回稳重，在评剧正、反调结合运用的基础上，适当地吸收了大鼓、评弹等曲艺的声腔和说唱形式，节奏向上推，速度逐渐加快，在结尾处，我用了个起伏跌宕的新甩腔，充分表现革命前辈对年轻一代的热情期望。演出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，同志们鼓励我说：“肖奶奶的形象活起来了！”
在那场席卷全国、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'中，文艺界首先遭到了大灾大难。过去所演的戏，不论古典和现代的剧目，一律被视为“封、资、修”黑货，演员成了“放毒者”，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不仅把“头面”、戏装、唱片、资料抄去砸烂，烧毁，甚至连张照片，也成为“毒品”被收缴去了。我先是参加了“学习班'，接着又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，头顶风雪，脚踏寒冰，被赶下农村，走所谓“五·七道路”去了。
记得下乡时，我才三十七岁，想起学艺三十载，革命二十年，反倒落此结果，连登台演戏的权力都没有了，内心十分悲苦。但农村也需要文化生活，我争取参加了宣传队，参加了公社的“样板戏'演出。当地群众也常常要求我唱评剧，我也不顾种种忌讳，慨然应允。
一九七一年，在市京剧团(“样板戏”学习班)评剧小分队．基础上又重建评剧团。当年我被抽调回来，因为人手少，先排了一些小戏，如：《检票口》、《防微杜渐》等，演出后，效果不大好。后来，又陆续调回一些同志。刘长海、陈学成、孙正刚等同志将话剧《槐树庄》改编成评剧，我除了帮助设计唱腔，还饰演了剧中的根柱妈。这是我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第一次登上评剧舞台，和久别的大连观众见面。剧中有一个唱段是“春妮那个姑娘手巧心又灵，干什么象什么那可真行……”我选用了“原板二六”的板式结构，用了半说半唱的演唱方法，节奏明快流利，旋律清新通畅。这段唱不仅博得了观众的赞许，也得到团内同志们的好评，有的乐手竟然把它作为一个学习评剧的小练习曲演奏。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我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。评剧团又上演了《洪湖赤卫队》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《小女婿》、《不准出生的人》，《蔡文姬》、《桃李梅》、《张羽煮海》等戏，其中仅《蔡文姬》一剧，就上演五个多月，场场客满．《张羽煮诲》、《小女婿》也都超过了百场。
一九八一年，我们选排了《这样的女人》。这出反映婆媳关系的现代戏。是我的老大姐、沈阳评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筱俊亭与任峰等同志合作创编的。筱俊亭在戏中扮演钱大娘。我们排这出戏时，我恰好也是扮演钱大娘。我认真学习了筱俊亭的表演，同时，又在唱功方面，下了一定的功夫，几个“反调”、“慢板”、“垛板”、“散板”的唱段，都比较成功地体现了钱大娘的心理世界和性格特征。这出戏的演出，博得各界观众的欢迎，在大连连演数场，座无虚席。这一年的秋冬两季，我们又到天津、北京做旅行演出。
到天津黄河剧院演出时，天津市评剧院为我们召开了座谈会。领导、专家及同志们热情予以支持、鼓励。在座的有白云蜂、六岁红、孔广山等，剧院导演还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评论文章。天津的观众说：“嗬，真哏儿呀！这戏演得不赖。钱大娘这两口唱，可是多年没听着了，够味！”
这出戏在天津演出，影响很大。北京市演出公司的负责同志率领着不少剧场主任，专程抵津观看我们的演出，邀请我们去北京演出。
当年十一月份，我们到了北京，先后在广和、共和、长安大戏院及厂矿、农村俱乐部连续演出两个多月，文化部艺术局、中国文联、中国剧协、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、中国评剧院、中央电冶、北京日报社、北京电影制片厂等新闻界、艺术界的同志们都亲自到剧场光临指导。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同志，音乐家刘炽同志等，看完演出立即登台和我们见面，给演员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，并与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。尤其是我们老姊妹、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同志，她身患重病不能单独行动，由她爱人、戏剧家吴祖光和孩子(戏剧报编辑吴刚)陪同来看演出，剧终时，由吴刚背她上台会见演员，大家深受感动。风霞同志还带病为我们写文章，在报刊上介绍和鼓励我们的演出，并请同志们到她家做客，这一切都使我久久难忘。中国剧协请在京专家、艺术家、各兄弟团编导、主演和知名人士几十人，召开座谈会，也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。
这次京津旅行演出，应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。离京载誉归连时，市、局党政领导，亲临机场迎接。《大连日报》把这次演出做为大连市一九八一年“十大新闻”之一。
参加革命文艺工作的三十多年来，党无时无刻不在关怀、体贴、培养、教育着我。，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，我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兴奋、我欢乐，同志们和家庭也为我庆幸。是党和人民的培养，才使我从一个穷苦的流浪艺人，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；从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，变成国家的主人，从一个无知的孩子，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。

(刘长海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