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评剧三次大飞跃

玉霜

北京评剧三次大飞跃北京评剧在发展过程中，出现过三次大的飞跃。每次飞跃都把评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北京评剧三次大飞跃     第一次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张玮　冯霞　孙民
       第一次是白玉霜上海之行。这次的特点是受到上海进步文艺界人士的热情关注。在田汉、洪深、欧阳予倩等前辈的关怀下，白玉霜演出的剧目，有了质的飞跃。一改过去《老妈开磅》、《马寡妇开店》的演出面貌，出现了具有较强反封建色彩的演出剧目《潘金莲》。这个由欧阳予情编写的剧本，突出了潘金莲对个性解放的追求。比如其中有这么一段戏：当武松要杀潘金莲时，潘金莲敞开自己的衣襟，露出紧贴胸前的红兜兜，睁着一双明亮而幸福的眼睛，深情地对武松说：“我爱你！” 武松说：“我爱我的哥哥！” 说完一刀刺向潘金莲的胸膛，红兜兜如同一腔血喷涌而出。在潘金莲眼里，武大并不是她的夫君，是别人强把她赐给这个既丑又不幸的人，她恨透了这桩婚姻。而武松在她眼里不是小叔子，而是一个她所心爱的男人。所以当她看见武松手握钢刀刺向她的时候，她是流露着幸福的目光面对武松的。在潘金莲看来，宁可死在心爱人的手里，也不活在她不喜欢的人的身旁。她以自己心甘情愿的死，向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宣战。潘金莲这个形象，向千百万妇女姐妹呐喊道，为我们女人的尊严而活吧！其实白玉霜本人就是一个为自己争取独立的女人，她不屑那些工孙公子，而和戏班里一个打饶钱的男人私奔，去追求幸福的生活。在她充满辛酸的一生中，只有和情人私奔的那几个月才是最幸福的。因此，她非常喜欢潘金莲这个角色，把她演得活灵活现。让人气愤的是，当时上海的小报上，竟有人恶意攻击白玉霜，说在白玉霜的眼里冒着淫光。这个作者，连淫光与幸福的眼光者时）不清楚，还写什么狗屁文章。继《潘金莲》之后，白玉霜又编演了《阎婆惜》，这也是一出提倡妇女解放的戏。
    《潘金莲》的演出，使白玉霜声誉大增，引起左翼人士的极大关注，尤以洪深对她帮助最大，在洪深的倡议下，为她拍摄了电影《海棠红》。电影由王乾自编剧，张石）；卜演，由舒绣文等大明星助演。如果说《潘金莲》、《阎婆惜》，是借用旧形式注人新意，那么《海棠红》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吃人的旧社会。故事写的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评剧女艺人的抗争与控诉。剧中军阀凌辱她，妄图霸占她，逼得她活不下去，她愤怒地喊道：“世上许多不平事，俱都是以强压弱来逞凶。”这个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她在接近社会生活方面，走在了许多剧种前面，为同时代众多著名演员所不及。从历史上看，一个剧种或是一出戏，如果能够红在上海，就能红遍全国。《海棠红》继《潘金莲》之后在上海走红后，由于电影本身特有的功能，迅速在全国上映，使全国知道了北方有个了不起的剧种——评剧，知道了白玉霜，为日后评剧走向全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    评剧在上海引起巨大的轰动，也引起厂巨大争论。1936年在上海《大公报》副刊上，化名马二和客串的两位先生，对评剧进行了恶意攻击。他们在文章中说：“与I：海阔别八个月后，这次回来，使我最感觉奇怪的，即以前在北方不值方家一盼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蹦蹦戏，居然在上海大走红运。几令尽人皆欲一睹为快……蹦蹦戏的唱词，粗俗鄙俚，……脱不了低级的趣味。” 言词恶毒，恨不能把评剧骂死。毕竟青山是骂不倒的。阿英与之针锋相对，他撰文指出：“蹦蹦戏是一种民众的艺术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广大民众的需要，听到他们的呼吸”，阿英进而指出“最重要的是，和利用一切旧形式一样，我们也要利用蹦蹦戏的形式，创造新的作品，特别是反帝反封建的，来提高大众的艺术水准，以扩大民众的自卫精神。” 历史证明阿英是对的，而马二先生是大错特错了。在争论中，评剧让人更加认识了，更加重视了，更加喜爱了。白玉霜向世人宣传了评剧，这是白玉霜上海之行，对评剧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