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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坷的从艺之路(鲜灵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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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11-2 06:45:2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坎坷的从艺之路(鲜灵霞)


艺海拼搏辟蹊径
30年代,正是评剧的鼎盛时期。我虽然从聚华戏院出师后,便应码唱倒二和大轴戏,算是在天津评剧舞台上崭露头角,但艺术造诣与社会影响,比起当时的名家,自己还相差很远。但我有一个信念,既然吃上了“戏饭”,就要唱出个名堂来,要在名家如林的评剧界争得一席之地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我第一是苦学苦练,每天清晨东方发白,准时起床到郊外河边喊嗓子、练唱,无论是溽暑夏日还是冰雪寒天从不间断,尤其是三九天,迎着刺骨寒风,站在冰河畔喊嗓,冻得浑身战抖,双腿打颤,那个滋味至今想起来也还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喊嗓回来接着就是吊嗓,由专门请来的琴师到家中伴奏,师傅跟着一边敲鼓板一边指导。别人吊嗓至多吊上一两出戏,中间还要歇息一下。可我吊嗓子要吊七八出戏,从上午8点一直吊到中午12点左右,中间不但不休息,而且师傅为了增强我嗓子的耐力连水也不让喝一口。就这样,我终于练出了一副久唱不疲,横竖兼备,越唱越冲的铁嗓子。当时一天是两场戏,白天戏散了以后,我还要利用空隙在台上练刀枪把子.散了夜戏临睡之前再把转天要演的戏预习一遍,每天最多能睡上三四个钟头觉。那个时候满脑子没有别的全是“戏”。用现代的词说,对艺术真是全身心地投入;第二是创新,当时天津评剧流派纷呈,名家如林,在艺术上争奇斗艳、各显神通。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李金顺、刘翠霞、白玉霜和爱莲君四大流派。李金顺是评剧最早的女演员之一。她原来学过的梆子和大鼓,后来改学评剧。她的嗓音高亢响亮,唱腔粗犷朴实,被后人称为“大口落子”风格。刘翠霞幼年也学过大鼓,后来拜师赵月楼改学评剧。她的唱腔刚柔并济,激越昂扬,自成一家。30年代曾被选为“评剧女皇”。白玉霜与她们相反,采用低弦低唱,声腔低回委婉,优美抒情,并且擅长表演,曾经拍过电影在当时被誉为“影剧双栖明星”。爱莲君则以玲珑俏丽的“疙瘩腔”取胜,擅长抒情,很受观众欢迎。这四大流派各有所长,我如果专门宗法某一流派,照葫芦画瓢,也完全有条件。但我没有走那条路,而是想尽办法来吸收、学习各家之长,借鉴他们的艺术经验。在这方面我采用了“听、问、看”三种方法。听,就是利用与他们同台演出的机会,认真听他们的唱腔,研究他们的发声、吐字和用气的技巧;问,就是向他们本人和为他们伴奏的琴师问艺、了解他们艺术创作经验;看,就是偷艺,我们行话叫“捋叶子”。利用业余时间,偷偷到他们演出的地方去看戏,认真揣摩研究他们的表演技巧和塑造人物的手法。汲取了他们不同的特长,根据我自身的条件,加以融汇贯通。在我的唱腔里既吸收了李金顺的昂扬激越与刘翠霞的刚柔相济风格,又有白玉霜和爱莲君在行腔、吐字方面的技巧,形成了我自己的独有风格,创造出一套与众不同的唱法,并且得到观众承认,到了40年代,我已然在评剧舞台上有了一定名气与影响,并且为我后来的艺术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重戏品更重人品
在旧社会,戏曲艺人不仅重视戏品,力求得有立足之地,而潜心研究艺术并认真工作,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,而且也很重视人品,不少老演员都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,堪称做人的楷模。在我青年时期感触最深的有这样的两件事。一是刘翠霞关心同行、扶危济困。刘翠霞在评剧界威望很高,这不仅因为他具有良好的艺术素质,在艺术上标新立异,令同行佩服,而且为人善良,平易近人,虽然名声赫赫。可在同行中间却无半点主演架子,无论对谁都和和气气,大家都愿接近她,都乐意搭她的班唱戏。她走红之际嫁给天津一个渔商,生活较为宽裕,可她却时刻把同行的疾苦挂在心上。经常买一些“棒子面条”(相当于现今的代金券)带在身边,遇有同行有临时困难,家中揭不开锅,便慷慨赠给一些“棒子面条”帮助度过难关。1939年7月,天津发大水,很多艺人家中洪水淹泡,生活陷于绝境。刘翠霞便在地势较高的东马路国民戏院成立了一个临时收容站,用船将遭受洪水淹泡的同行艺人连同家属全部接到国民戏院,并由她免费供应一日三餐,此举深为同行赞誉,当时报界称赞她为“义伶”。刘翠霞不幸于1941年7月5日病故,噩耗传出,同行无不悲痛万分,出殡时全体出动。大家一边走一边哭。当时我也参加了送殡行列,刘翠霞的高贵品德和在同行中的威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另一件事就是白玉霜在北洋戏院给我让戏。1937年,白玉霜从上海拍完电影《海棠红》,返回天津北洋戏院公演。当时她红得发紫,很受观众欢迎。我有幸与她同班演出唱“倒二”。倒三就是在主演演的大轴戏前边的戏,也叫“压轴戏。。有一天晚场,白玉霜大轴戏是全部《珍珠汗衫》,倒二是我的《刘翠屏哭井》,由于《珍珠汗衫》戏很长,后台管事照例把我演的《刘翠屏哭井》最后一折“哭井”免去。《刘翠屏哭井》是我的拿手戏,尤其是“哭井”一折,我的大段悲调唱得非常从容,每次演出台下总是掌声迭起,很受欢迎。尽管如此,我对管事的安排也未提任何异议,因为当时我仅仅是初出茅庐的小角儿,能给白玉霜唱倒二已是很荣幸了.至于戏码自然要听后台管事的安排。叫怎么唱就怎么唱。可白玉霜一进后台,看到水版子(就是戏台公布当时演出戏码、角色与饰演者名单的小黑板),就面露愠色,当即把管事叫来说:“灵霞的“哭井”最精彩,段段有掌声,不能免。”管事回答说:“角儿,要是加上‘哭井’这戏可太大了,怕前台经理不肯。”白玉霜听了斩钉截铁地说:“大了不要紧,掐压轴戏,我以‘上船’(即《珍珠汗衫》的中间)唱起。”管事随即更改了水牌子。就这样,白玉霜成全我唱了整出《刘翠屏哭井》,而她自己则唱了半出《珍珠汗衫》,这件事至今我仍然难以忘怀。前辈艺人的高尚艺德,互敬互让的精神。对我颇受教育。我一直以他们为榜样,在同行中尊老爱幼,尽自己一切能力。帮助同行度过难关,变“同行是冤家”为“同行是一家”,处处以“德”字来要求自己。记得我青年走红之际,在劝业场五楼天乐戏院演出,天天戏院爆满。我唱大轴戏,倒二经常换人。有一次刚出师不久的筱俊亭(现为沈阳评剧院著名老旦演员,在演唱艺术上别具一格,建树甚丰,以《打金枝》、《对花枪》、《杨八姐游春》、《小院风波》、《双枪老太婆》等名噪艺坛),搭天乐戏院的班,给我唱倒二。头一天演出,戏快开演了。我去后台发现筱俊亭不但没扮戏,而且扒在她母亲怀里痛哭不止。其他演员也跟着唉声叹气。我不禁惊愕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经过询问才得知,原来筱俊亭家中很穷,被生活逼迫才出来学戏。当时女演员登台演出,必须自己置办“行头”(就是戏装)。筱俊亭因家贫置办不起,就由她母亲买了几件日本和服,为她改制成戏装。那天她刚进后台准备化妆,正巧天乐戏院经理到后台,发现筱俊亭的戏衣不象样子,立即掉脸,吩咐后台管事找人把筱俊亭替下来。为此俊亭难过之极,与母亲抱头痛哭。我了解情况后从中也很难过,不禁想到我自己出师唱戏,也是由母亲找人借了高利贷,在估衣街义泰成戏装店买了几套戏衣。这笔高利贷利加利,利滚利,我们一家省吃俭用还了好几年才还清。为此,我对俊亭的遭遇非常同情,当即劝她不要难过,并把自己的戏衣全部拿来借给她穿。就这样,筱俊亭穿着我的戏衣在天乐戏院演了很长时间,得到观众的欢迎,越唱越红。后来排演《天河配》,我主动与她合作,由我演织女,她演牛郎,我俩配合默契,戏院接连爆满,戏院经理乐得合不拢嘴。至今,筱俊亭每逢来天津演出,都要到家中来看望我,常常提到天乐演出的往事,我们都无限感慨,戏曲艺人既重艺品又重人品的传统永远丢弃不得。

艰难的求生之路

戏曲艺人在旧社会属于“下九流”之列,在社会上没地位,不仅被人轻视,而且还要经常遭受反动官僚、恶霸地痞的欺侮和班主、老板的盘剥。当时我们唱戏一般是“五支六”和“五支七”,就是唱六天戏、七天戏只给五天钱。遇上年节和其他名目的活动,我们还要“搭桌”,就是唱义务戏。在经济上受剥削,忍气吞声,咬咬牙勒紧腰带尚能对付过去。可在政治上受压迫,那可真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当时无论是谁走进后台,只要歪戴帽邪瞪眼,叼支烟卷,我们就得“爷”长“爷”短,谁也得罪不起。1941年,我在华北戏院演出。国民党河防队一群人到后台挑逗女演员,遭到我的呵斥,他们便怀恨在心,等戏开演时,他们在台下无端起哄叫倒好,搅得我们戏演不下去。后来戏院经理鞠躬作揖苦苦哀告也无济无事,最后竟然稀里哗啦把戏园子给砸了,茶壶茶碗满天飞,并冲向后台寻衅报复。幸亏我们及时打开后门跑得及时,才免遭不测。还有一次,我率戏班到北京广德楼戏院演出,演的是连台本戏《啼笑姻缘>>,戏院是天天爆满,热闹非凡。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所长是天津人,他几乎天天去看戏,起初并不引入注意。他有时到后台去,我们都笑脸相迎与之寒暄,因为他是地头蛇,所以我们不敢得罪,只能虚以应酬。可突然有一天散了夜戏,戏院经理哭丧着脸到了后台,见着我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,我问他到底有什么事,最后他才皱着眉头说,那个派出所所长要请我去饭店“吃饭”。我当即明确告诉他,我卖艺不卖身,从来不陪客吃饭喝酒。经理连忙说:“是,是.我知道您的脾气,也对他讲了,可他说,鲜灵霞架子再大,也不致于不给我点面子吧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:“你去告诉他,我只懂得认认真真做戏,清清白白做人,不懂得什么叫面子,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,我也不去!”戏院经理无奈只好走出后台去给对方回话。此后安静了两天,那个所长也不再来看戏。到了第三天晚上,散了夜戏我回到住处刚要睡觉,突然,同班演员兼后台管事王度芳(就是解放后在新风霞演的《刘巧儿》一剧中饰演刘彦贵的那个演员)从外边跑了进来,进门捂住脸就哭,我问他出了什么事,他哭诉着说,那个所长把他找了去,立逼他签字做保,当晚不把我领到饭店去,就把他枪毙了。我当时一听便火冒三丈,出于对同行的同情和对地头蛇的愤慨,立即披上了件外衣说:“你别害怕,走,我跟你去!”我们一同到了饭店,那个所长已摆上了一桌酒在大厅坐等。见我们去了立即喜笑颜开,不阴不阳地说:“鲜角儿,好大架子,真不容易把你请出来啊。我把脸一沉,冷冷地问:“你找我有什么事?”他嘻皮笑脸地说:“陪我喝杯酒,打打牌,玩玩。”我当即回敬他道:“我没那个功夫。”他听了把桌子一拍,冲我嚷道:“你太不懂事了,一个臭唱戏的,有什么了不起!”我也不甘示弱,指着他的鼻子说:“咱们都是天津人,人不亲土还亲,你不但不护着我们,还变着法儿琢磨人。唱戏的行贱身不贱,想打我的主意,没门。”说完我转身就离开了饭店。结果王度芳被他扣押起来,打得鼻青脸肿。还诬陷他为“八路”探子,诬陷我为“八路采买”,也要把我抓起来。幸亏我在北京的亲友烦入托窍、花钱运动,才免除了这场灾难。当王度芳从看守所获释回来后,跺着脚发誓:“我再也不唱戏了,回家非投‘八路’不可”。我也急忙返回了天津,从此再也没敢去北京唱戏。
还有一次,是在1943年秋季,我应张家口一家戏院的邀请,去那里同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,袁世海领衔主演的京剧班合作演出,用我们的行话讲叫“两下锅”。我带着几个配角和化妆师(俗称跟包的)由津启程,一到张家口车站,一股阴森血腥气息迎面扑来,日本兵荷枪实弹在站台上来来往往,耀武扬威。中国人则个个提心吊胆,小心翼翼。我们一行人刚下车不久,在车站上没走几步,就被一个日本浪人缠住了,他截断了我们的去路,提出要请我去吃饭。当时我一听请吃饭三个字脑袋嗡的一下子炸开了。因为有了北京请吃饭的教训,我已深知“请吃饭”内中的含意。就为此,在临来之前,我曾向张家口戏院经理当面声明:出门不拜客,不应酬,只管唱戏。这回一下火车就碰上。请吃饭”的了。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于是我坚定地对日本人说:“我是来唱戏的,不吃你们的饭。”这时,又过来一个日本人,他拔出手枪抵在我的腰间,威协说:“你去不去?不去,就打死你。”我面对眼前的威协毫无惧色,倔强地回答:“我就是不去。你开枪吧!我说不去就是不去,打死我也不去!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,幸亏陪我们同来的戏院经理出面斡旋,连忙向日本人赔礼道歉,一边比划—边说:“她身子不舒服,长官就饶她这一次吧,日后,您到戏园子去看戏,我包她去陪您二位喝酒。”这两个日本人见我软硬不吃,什么都不怕,讨了个没趣,就说了句“等着瞧!”悻悻地离开了车站,孰料就此埋下了祸种。我们到张家口与李少春、袁世海同台演出,他们唱大轴戏、我唱倒二。第一天,戏院经理为了得到敌伪当地头目的青睐,向驻军首脑陈诚大献殷勤,特意把他请了来看戏,戏院一时戒备森严,里里外外,前台后台均有卫兵保守,如临大敌一般。我们提心吊胆唱了一场戏。转天继续演出,大轴戏是李少春、袁世海合演的《野猪林》,倒二戏是我的《井台会》。戏一开始,我们就发现台下来了不少行迹可疑的人,一个个横眉竖目,东张西望,不象是专门来看戏的。后台同行也顿生疑窦,彼此关照多留点神。当我演完《井台会》刚进入后台还没来得及卸妆,就听前台一阵骚乱,大厅里茶壶、茶碗到处乱飞,观众呼喊奔逃,原来是一伙歹徒砸戏园子。然后就听他们喊:“走,到后台找唱戏的去算账!”我们闻声惊慌失措,幸亏同行们帮助我,把我藏在一个高桌底下,才末被那伙歹徒发现。后来我在大家帮助下,乘乱逃离了后台,陪我唱小生的演员王小楼由于躲避不及,被他们抓去,受一番折磨。后来才知道,这伙歹徒就是在车站遇上的日本浪人花钱雇来对我们寻衅报复的。戏园子被砸,我们也无法在张家口演出,经过与李少春、袁世海磋商,我们决定尽快结伴离开此地。于是就在戏园子被砸翌日,我们就匆忙上了火车,可没想到,那伙歹徒早已注意到我们的行踪,也尾随我们上了火车,还没等我们在车上坐稳,他们就围着我们骂骂咧咧,并且要动手检查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。这时,世海大哥悄悄对我说:“他们是冲你来的,快去说两句好话,把他们打发走就完了。”我有点不情愿地问:“说什么?”世海大哥教给我说:“你就说,我们是唱戏的,出门在外请多关照、多包涵吧。”我按照袁世海的话说了,可无济于事,他们连理也不理,就把我们带的包裹和头面(演戏用的头饰)匣子都打开了。结果,他们在我和少春的行囊中,发现了随身带着吃的鸡蛋,他们硬说里面藏着东西。我们气愤地说:“鸡蛋里能藏什么东西,你们这不是诚心找茬吗?”他们一个个被问哑口无言,羞恼成怒,便把鸡蛋摔了一地,然后又把我们的头面、戏装翻腾出来,又摔又砸又撕,弄得不堪收拾,他们才扬长而去。我从张家口回到天津,气的得了一场大病,很久没有登台。

苦涩的婚姻
我14岁在天津聚华戏院学戏,出师后按合同规定还要在戏院为经理效力,尽管当时我已在评剧界小有名气,成为一后起之秀,可仍然要受资本家的盘剥,没有半点人身自由。在我出师后挑梁唱主角时,同班中有位男演员叫翁雁楼。他原是学京剧的,后改行唱评剧。他的表演基础扎实。为人诚恳、热情。他主要演小生、老生。在我们合作过程中,他在艺术上对我帮助很大。尤其是在师傅刘兆祥回乡探亲或短期离开戏院时,都委托他帮助我练功。评剧由于历史较短,早期受社会条件跟制,在艺术上发展不均衡,重文轻武、重唱轻做现象较为突出。当时,我也很注重唱工,以唱取胜。可是后来渐渐发现由于自己艺术不全面,很多戏演不了,造成戏路子狭窄,影响到自己发展前途,因此也迫切需要有一武功老师来指导。所以我就虚心向翁雁楼学习武功技巧,每天清晨喊完嗓回来,就在他的指导下练习腰腿功夫,跑圆场,走马趟子,练刀枪把子,然后再吊嗓。经过一段时间锻炼,我的表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不仅能唱文戏,而且像《白蛇传》、《金鱼仙子》、《溪皇庄》这样文武并重的戏也能驾驭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,彼此建立了感情。当时,我们家只有姊妹三人没有男孩子。翁雁楼除去教我练功,平时还常到我家帮助做一些体力活,非常勤快,很赢得我母亲的欢心。尤其是我当时在外面演戏,每天早出晚归,母亲天天提心吊胆,也巴不得我能有一个好伴侣,以解她老人家的心头之忧。尽管当时我与翁雁楼已深深埋下爱情的种子,但又都羞于出口,后来还是我母主动才捅破了这层窗户纸,给我们往一起撮合。但当时聚华戏院有个规矩,演员学戏(包括出师后效力时期)不准结婚。效力期满后也不准嫁给同班里的人。目的是怕“比翼双飞”,抽走他的实力。对于这条规矩大家都讳莫如深。可当时我早已出师效力期满,尽管如此,也不敢得罪资本家。于是,就由我母亲和姐姐们做主,在家中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,为了瞒过戏院经理,对外只说翁雁楼认了我母亲为干妈,我们便以兄妹相称。但不久我就有了强烈的妊娠反映,纸里包不住火,事情终于被资本家知道了。一天,刚刚散了戏,我们还未来得及卸妆,他便气势汹汹带着几个打手到了后台,对我们大发雷霆,并命打手将雁楼拉到后院毒打。幸亏翁雁楼平素人缘颇佳,与戏院前前后后,上上下下关系都很不错。于是几个打手把他拉到后院假戏真做,嘱咐雁楼高声求饶,便是把资本家糊弄过去,他勒令我们夫妻立即离开聚华。当时我曾经发誓至死也不再进聚华戏院的门。生活,像大海的浪涛,把我们从高高的浪尖上又摔入了深深的海底。
我们从聚华出来后,一时找不到戏班,只好在家赋闲。唱戏的人离开了舞台,就象工人离开了工厂,赚不来钱,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?当时我就被这种难以名状的忧虑,惆怅笼罩着。母亲仍旧住在从安次老家逃水灾来津后就租住的一个大杂院里,好在院里几户人家都是穷苦人,大家相处得很好,平时相互关照。邻居们听说我回来纷纷过来劝慰,在困难之中都伸出了热情之手,尽力来援助我们。不久,我就分娩生了一个男孩。全家人既为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兴高彩烈,又为多添了一张嘴,加重了生活负担而凭添了忧愁。雁楼天天外出去找门路,但总也搭不上班。为此,我们夫妻常常抱着孩子相对唉声叹气。我母亲总是安慰我们:“艺多不犯愁,慢慢地再托人搭班,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为此,母亲拿出了平日里精心积攒的一点点钱贴补家用,并尽量省吃俭用,为我增添营养。刚出月子不久,雁楼就在谦德庄一家戏院搭好了班。戏院老板对我早巳闻名,但又怕我刚生完孩子难以支撑演出,砸了戏院牌子。所以起初什么条件都没谈,只是让我登台试一试,然后再谈公事。第一天登台,老板就安排我演《真假牡丹》。在这出戏中我扮演真牡丹,戏中有一段搭调,要用高腔。过去我唱高腔游刃有余,从容不迫。每次都是满堂掌声。可我刚坐完月子气力不支,能不能唱好这段高腔,不仅雁楼和班里同行们替我捏把汗,戏院老板也放心不下,站在台口观看。我自己心里也是嘀咕,这段高腔唱不上去说明我自己气力尚没复原,往哪去搭班人家也不会要,今后生活如何着落?我一边唱一边想,一着急,不知怎么,竟然鬼使神差,高腔拔了上去,赢得个满堂彩而且嗓子越唱越冲,台下掌声不绝,老板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,同行们也都为我庆幸不已。当晚就正式签订了合同,一直演到期满,老板又挽留我多演了—期,从此,我又恢复了舞台生涯。大约过了一年多,我的第二个儿子又降临人间。恰在此时,—向健壮的母亲却突然病倒了。当日才我和雁搂应邀去唐山演出,两个孩子就托靠母亲照顾。她白天忙里忙外累了—天,晚上刚哄两个外孙睡着,突然觉得胸间一阵疼痛和恶心,然后哇的—声,一口鲜血吐了出来,紧接着连续不断吐了一地。可当时我大姐、二姐都不在身边。只有两个熟睡的孩子偎依在她身旁。母亲是好强的人,也不愿唤邻居打扰别人。等血止住了,她已头晕目眩,周身乏力,就晕倒在炕上,一直到第二天清晨,我二姐来看望他们,才发现我母亲病倒。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见姥姥吐了一地血,怎么呼叫”姥姥!姥姥!”也不应声,急得哇哇直哭,一直等我二姐去了,才把我母亲唤醒。我母亲当时拉住我二姐的手,有气无力的说:“你别害怕,我不要紧,只是我想你大姐和你妹妹,能不能去个信儿,叫她们来看看我。”我二姐含着热泪点头答应,立即往胜芳给我大姐,往唐山给我们发了两封电报。我接到电报后心急如焚,恨不得一步迈到母亲身旁。可当时戏码都巳安排完,演出合同未到期,戏院老板死活不让走,急得我呜呜直哭。老板最后甩出话来说,我若要走,全班演职员的包银(工资)和余下的几天戏的票房收入全部由我赔付。我哪来的这么多钱,无奈只好演完了最后几场戏,期满后连夜从唐山赶回天津。我母亲的病情发展得很快,日趋严重。当我们从唐山赶回天津时,他老人家已然昏迷不醒,我大姐、二姐一直守在她身边,焦急地盼望我快回来。我进家之后,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面前,拼命地呼喊着:“妈,妈妈您醒醒呀,我回来了!您快醒醒呀!”可任凭我怎么哭喊,母亲仍无半点知觉。姐姐们请来一位老中医,他看了看一个劲地摇头,然后低声地对我们说:“病人恐怕不行了,你们快准备一下后事吧。”我二姐一听,扑通一声跪在老中医面前,求他给想想办法。老中医无奈地说:“我行了几十年的医,只要有办法,总会尽力去治。你母亲实在不行了,赶紧安排后事,千万别耽搁。”说完他就叹息着离开我家。当晚,我们姐仨都守在母亲身旁,到了四更天时,母亲嗓子里出了一口长气,嘴边又流出了一股鲜血,头往左边一歪,不管我们怎么摇撼,叫喊,她老人家再也不能答应了。我们姐几个哭得死去活来,换上了白色的孝服,雁楼为母亲打幡抱罐。白天刚出完了殡,傍晚一家戏院老板就找上门来跟我们订合同,当天晚上就去唱戏。当时,我们很犯愁,去唱戏,母亲刚刚病故,心情不好,怎么唱得出来。不去又怕失掉了赚钱机会,更何况当时办丧事花费很大,处处都需要钱。我们向老板提出晚几天再去,他坚决不答应,提出来要去当天就去,一天也不能拖,因为停一天戏他就损失一天钱。要不去他就去另找别人。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,无奈答应了他们要求。就在我母亲出殡的当天晚上,我脱去了孝服,换上了彩衣,擦干泪痕涂上脂粉,登上了舞台。恰巧,这一天的戏码是《五女哭坟》,内容是姊妹五人受继母虐待,集体到生母坟前向亲人哭诉。我扮演戏中的大姐,在坟前有大段的搭调转哭迷子唱腔。在演唱中,我想起刚刚死去的母亲,想到艺人求生之难,泪似泉涌,唱得凄凄切切,观众都被感动得失声痛哭,台下不时响起热烈掌声。不知内情的观众还以为我假戏真做,演技高超。他们又怎么知道我内心的苦楚。母亲病故不久,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撕心裂肺的事,给了我第二次重重打击。母亲去世之后,家里冷冷清清。平日我的两个孩子均由母亲照看,母亲去世,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带。当时我的大儿子将近4岁,二儿子将近3岁。我们夫妻每天出去唱戏,早出晚归,疲以奔命,难以照料孩子,二姐已然出嫁,有自己一摊家务。无奈我们只得把嫁到胜芳的姐请来临时给照看一下孩子。大姐身体不好,既要帮我们理家又要照看两个孩子,实实招架不住。为了减轻大姐的负担,我们只好把老二带到身边,随我们去戏院,演出时轮流在后台照管。有一天我下在台上演出,不知怎的,老二独自跑到了台上,扒开侧幕露出一个小脑袋朝台上看。台下见状立即哗然。戏院老板立即找到后台,对我呵斥说:“你们把孩子带来,搅了我的营业,一切后果由你们担着。再有这种事可别说不讲情面。”我们当即赔礼道歉,并狠狠打了孩子一顿。无奈,我们只好把孩子放在家里。几天之后,老大忽然患病高烧不退,大姐又要看家做饭,又要照顾老大,实在难以支持,我们实无办法,又偷偷把老二带往戏院,并把他安置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,给他买了一些糖果放在口袋里,连嘱托带吓唬,叫他不许乱跑,散了戏再带他走。恰巧那天台下来了几位军政大员看戏,对院老板提前赶到后台对大伙一抱拳:“诸位,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,拜托各位精心点,千万别把这场戏唱砸了。”我们闻悉都小心翼翼,唯恐出现差错砸了自己的饭碗。不料想,就在我上台演出时,后台演员谁也没注意到,我的二儿子又钻到了台上,扒着侧幕看戏,正在前后台巡视的戏院老板发现后,一把将孩子从幕侧揪了回来,孩子吓得又哭又闹。这下老板更火了,找到正在扮戏准备上场的翁雁楼,叫他赶紧叫孩子止住哭,并怒冲冲斥责说:“不叫你们带孩子怎么又带来了?今天是嘛场合,你们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诚心开搅?”雁楼赶紧把孩子搂过来,一边向老板解释、赔礼,一边用手捂住孩子的嘴,唯恐他哭出声搅了演出。可孩子毕竟年幼不懂事,越捂哭得越利害。此时,又快到了雁楼上场时候,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,忽然发现戏箱上边有一个被卷,他慌忙把被卷打开,把孩子一卷,就放在了戏箱里。这时孩子已哭得抽抽咽咽,昏昏欲睡了。紧跟着轮到雁楼上场。戏散了后,雁楼脑子里只想着临出门时,大姐一再嘱托给老大买退烧药的事,忘记在箱中的老二,匆忙洗完脸就往药店跑。我也以为老二让雁楼带走了,卸完妆回家去吃饭。可到家里并未见着老二,当雁楼拿着药回家,我问他老二哪去了?这时他才想起孩子还放在戏箱中,我一听如雷轰顶,当时险些晕厥过去。我们急忙赶回戏院,后台已然空无一人,当我们把箱盖打开时,发现孩子周身青紫,脸上布满道道抓痕,其状惨不忍睹,孩子已然窒息身亡。;就是这样,在残酷的环境中,失去了我亲生的儿子。老二的死,在我心头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,至今想起来还懊悔不已,悲痛万分。紧接着又是第三次打击,翁雁楼离家出走,我们婚姻破裂。我与翁雁楼虽然非是青梅竹马,耳鬓厮磨一起长大,但在共同的艺术生涯中也建立了深厚感情。尤其是他对我个人在艺术上的帮助,使我久久难以忘怀。我们也可以说是经过风风雨雨,患难与共的一对苦难夫妻。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,互相关心、互相体贴,和睦相处,共同挑起家庭重担,这在当时梨园行里实为难得,同行们也都对我们夫妻赞不绝口,羡慕不已。做为一个妻子,我对自己的丈夫深为了解,他虽然在台上天天是花花公子,可在台下却规规矩矩。我对他的道德品质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可冷酷的现实生活,却蹂蹭了我的感情。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。
那是1944年初,我与翁雁楼在河东天宝戏院搭班演出,头一天“打炮”是《人面桃花》。这出戏是根据欧阳予倩先生的京剧本改编的,内容主要表现村姑杜宜春与书生崔护的一段恋爱故事。戏中由我扮演杜宜春、翁雁楼扮演崔护,我师傅刘兆祥扮演杜父。戏中崔护游春路过杜家,轻叩柴门讨水,与村姑杜宜春一见钟情。当崔护再次回来寻访故人时,恰逢宜春随父外出,崔护便在门上题下诗句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,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以此来寄托思念之情。这段戏演员必须当场题字。为此,评剧小生演员都要私下练习书法,雁楼更是下了很大功夫,字写得熟练自如,潇洒迤丽,每当在门上张贴的一副白纸上笔走龙蛇般书写完毕,台下总是掌声如雷,而所写的字事后总要被人买走收藏。这一天雁楼刚刚在台上写完了字,迎着掌声下场时,戏院老板就高高兴兴跑到后台,告诉雁楼说台下有位阔小姐姓刘,她要出高价买下台上的题字,一张口就给26块银元。这个数字在当时真是诱人,我们唱戏一个月也挣不了这么多钱。雁楼自然点头应允,并要老板转达他对刘小姐的谢意。谁知就此埋下了祸根。后来,我们由天宝戏院挪到了国民戏院演出。这时我发现翁雁楼,总是戏没散场就离开了戏园子,而且常常很晚才回家。尽管如此,我并没有多想。后来,同行中就传来一些风言风语,说翁有了外遇。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发生,因为我相信翁雁楼,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。他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来。可渐渐地风声越来越大,雁楼的行为也越来越反常。人们由开始的窃窃私语,已发展为公开议论。与我要好的姐们儿,则推心置腹地告诉我,雁楼已被刘小姐勾搭上了,每天去赴约会,下馆子吃饭,要我留心并劝阻雁楼悬崖勒马。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真的。那个刘小姐出身于名门望族,有钱有势,与四面八方都有联系,是个玩男人的能手。她开始对雁楼引诱,后来则公开威胁,如果雁楼不听她的指使,就叫宪兵队来整治他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做为一个玩物,任凭刘小姐玩耍,雁楼也是上了贼船进退不得,心中充满苦闷,彷徨情绪。我几次询问他,他都信誓旦旦,一再表白绝无其事。我也无真凭实据不愿深究,但也多了个心眼,对他的行踪加以注意。有一次,我们一同到了后台,我在化妆室正在化妆,可他却在门外徘徊,我问他,你怎么还不化妆?他支支吾吾,心神不定。正在此时,那位打扮得花枝招展,满身珠光宝气的刘小姐来到后台,我出于礼貌,与她打招呼、让座,她与我寒喧了几句就到前台去看戏,临走时趁人不备,偷偷将一个信封塞给送她出后台的翁雁楼手中。我一边化妆一边注意他们的举动,当翁雁楼转身回来时,我立即把他叫到一旁,问他刘小姐给了他什么东西。翁雁楼矢口否认,我忍无可忍,伸手翻他的口袋,将那封信翻了出来。当时翁雁楼也变了脸找我要那封信,并威胁我说,不给他就走。当时我气恨交加,告诉他:“你别拿走吓唬我,你走到哪咱们的事也没完。结果,他真的连戏也没演就走了。后来,我们找了一位演员代替他把当天的戏演下来了。因为我不识字,就请戏院账房的赵先生给我念了一遍。信的大意是让翁在我与刘小姐之间做出选择,跟着她去享清福不要错过机会,不要不识抬举云云。我听了当即气炸了肺,匆匆赶回家找翁雁楼算账,可到家中一问,他根本没回家,我与大姐、二姐分头去寻找,一连数日踪影皆无,同班的伙伴也帮我们四处打探消息,并贴了“寻人启示”。但仍然音讯杳无。我们全家陷入极度的痛苦与悲愤之中。过了数日,忽然我收到一封自外地寄来的信,原来是翁雁楼从山东济南寄来的,信中大意是那天一别就跟刘小姐去了济南,但二人又吵翻了,刘小姐把他抛在济南就独自返回天津,如今他身无分文,病卧在客栈已陷入绝境,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,对不起全家老少云云。我们闻讯是又急又气,我二姐就带着钱赶往济南,将翁雁楼接回了天津。他进门之后抱头痛哭,我也气得悲愤难当,说不出话来。最后还是经过两个姐姐劝解,并给翁规定了约法三章,今后不许单独外出,不许吵嘴打架,不得再与刘小姐来往。翁雁楼表示件件依从。过后不久,有一天戏院里没演出,我们全家人,包括大姐、二姐一起去华安电影院看电影。不巧,在电影院里翁雁楼又遇上了刘小姐。我们起初都没注意,等电影散了之后再找雁楼又不见了。翁雁楼第二次离家出走,使我如同凉水浇头怀中抱冰,一颗刚刚温热的心,彻底冷却了。事后才知道,刘小姐动用了多种手段,并搬来宪兵队恫吓殴打雁楼.逼他离开天津与我分手。他被迫走向离异的道路.成为罪恶势力的俘虏。后来,我不得不请律师,办理了正式离婚手续。就这样,我们一个美满家庭,一对美满夫妻,由于黑社会势力插足.遭到彻底破坏。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社会制度,不能责怪雁楼.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行。这种事在今天是决不会发生的。
(赵德明撰文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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